昔我往矣 今我來思——采薇閣從書店到出版的心路歷程

各位同学，今晚我们很有幸邀请到了采薇阁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王强先生来到西华师大， 和大家分享他从北京到成都，从书店到出版的创业历程，我觉得对于大家是一个极好的在书 本知识以外学习受益的机会。王总的公司目前已经有相当不小的规模，他从书店卖书到从事 出版，与出版社合作出书，策划了大量的书，从一个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转到我们历史文献的 编辑整理。现在他麾下有七十多人，已经算得上是中型企业了，当然属于社会上创业成功者 。而且王总还这么年轻，所从事的又是历史文化方面的事业，与我们大家的年龄、兴趣、专 业和理想都很接近。我们没有请什么国际公司的老总来，那离我们太远了，大家可能都觉得 高高在上，太遥远了。而王强更像是我们的学长，我们的朋友，我相信大家会感到非常亲切 。他从福建走到国家的首都北京去完成学业、创业，然后在全国各个高校、各个科研机构都 溜达了一圈，都考察了一番，最后还是选择落户我们四川。所以我一直有个梦想，想邀请我 们的同学到他公司里面去看一看，他们怎么采编、编辑书籍，怎么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书籍， 去看看他的光辉事业。我们那张海报上面有简要的介绍，但是那个非常简约，所以今天我们 专门有请王总亲临现场给大家分享他人生的创业之路，怎么一步一步这么坚持的走过来，在 面对今年这个特殊的情况，他怎样坚守初心，不忘自己的使命，还在奋力向前，抓住机遇， 稳定信心，还在坚持不懈地往前走。今天王总其实很不容易，他从成都赶过来，住在天来酒 店。大家也知道明天我们学院有个大事，我们要成立一个考古系，所以我们学院的领导老师 都在天来酒店。现在修路，要过来很不容易，我开车开了五十来分钟，从那边过来，平时可 能二十来分钟就过来了，所以今天王总也是一路奔波。五点半酒店开饭，我们赶快去吃饭， 吃了赶快往这边跑，最后紧赶慢赶终于赶到了。学院里其他老师领导没来参加，因为和我们 明天的这个大事有关系，因为省文旅厅的副厅长，省文物局的局长来了，学校书记校长也跟 着去接待，南充市的副市长都来了。但是呢，我们对王总的热情，从我们同学的这个表现已 经能够感受到了，待会儿听王总讲，大家肯定会非常有收获，而这与大家所学也息息相关， 所以大家用心听，好好琢磨，看你们以后离开学校能不能也干出一番事业，能够把古籍玩出 钱出来。我们每个人的职业虽然很小，但事业却可以无限大，我的老师也是这样子，他从学 术圈走出去，玩的非常非常大，学术也做得好。我废话少说，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 总给我们讲他的创业心路。

我是第一次在这个阶梯教室，这么大的地方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我想我当年跟大家一样， 洋溢着青春或者说小白的时候，决心去创业，去卖书，干这样一件事情，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 。因此我就写了一个简单的PPT，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创业的历程。不仅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十五年的总结，也是和自己的一个交流，和对自己的观察。今天过来的 同学，主要是历史学院大二的学生，主要是创新创业交流。那关于创新创业的一些思考，需要 找一个还活着的从大学创业到现在的单位负责人。我跟金老师有一些学术上，业务上的往来。 金老师大概一年前就跟我说了，今年也因为疫情，稍微不那么忙了，我就过来讲我的创业历程。

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强，福建福州平潭人，平潭是一个小岛。我是二〇〇五年从北京 林业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的。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可能还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所谓的创业创新，没 有这个气氛。当时我记得我们学院就我一个人出去瞎混的，可能大家对于书店，出版，不是很熟 悉。我就不过多的介绍我自己了。我在十五年的历程中，我觉得有四个比较大的决策，四个阶段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我刚毕业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去做特价书。第二个大概做了三年以后，从特价书到台湾书 这样一个转型。第三个就是从台湾书到出版的转型。第四个是我从北京到成都，把单位四五十个 人移过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样一些决定背后的思考。

第一个特价书这一块。中国是二〇〇一年的时候加入了WTO世贸组织，中国加进去就有一些承诺， 比如说〇五年我要开放图书零售行业，到〇八年要开放批发行业，到二〇一〇年可能要开放什么 行业，开放媒体，开放新闻。那个时候开始，国家就对出版社有一些任务，要求，比如说出版社 在二〇〇〇年以前，基本是事业单位，现在看到出版社都是企业。事业单位在〇八年的时候，一 定要转成企业单位。在我毕业的时候，就是在〇五年的时候，那么就存在一个转制为企，这样一 个工作任务。转制为企，那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企业是什么？企业是一个盈利单位，企业要有 自己清晰的账目。库存，会计制度，营销模式等，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清产核资，就是说清楚它到 底有多少资产。库房里的这些东西是纸张还是钱？那么就在出版社转型过程中，就要把很多的书 处理掉。这些书都是当年在事业单位基础上，国家补助了很多钱，原来出版社不管销售，就放在 库房，那个时候就大量销售去库存。这样的书不但质量好，而且价格便宜。二〇〇一年高校开始 大规模扩招，大规模的扩招以后，教育部就对高校进行评价，有一个量化的指标。高校有多少学 生？每个人要有多少本书，那么图书馆就要有多少本书。图书馆当时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就 需要买一些便宜的书。图书馆有很大的这种需求，在出版社又要转制为企的这个过程中，就供需 两旺了。那我能在其中干什么？因为出版社的书，什么书都有，阿猫阿狗看的，养鸡养鸭的什么 书都有。我要挑什么书？第一个，我觉得我卖书，要卖不过时的书。你把书买回来，肯定要挑有 点价值的。有价值，就是保存得久的书，我就挑带研究性的，带一些学术性的书。我就从这个刚 才说的是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从里边选择了一小块，学术图书。等于这个货源问题，基本就解决 了。那还有销售问题，这些有价值的书去哪卖？我们林大旁边是清华，清华旁边是北大。那我卖 不过时，有价值的书，肯定是去北大卖了，搞文史，肯定要在制高点的学府上。所以，我们在北 大有一个书店，就开始做了起来。

这是我们做特价书的时代背景。当然其中还有许多需要学习摸索的，在做的时候，自己也会留点心。 比如说哪些书是贵的书，那我会做一个目录，把它整合起来。还有，当时我〇五年毕业的时候，百 度刚开始流行，然后我就用这个百度，我获取信息的能力比我的同行大我十岁、八岁的人，要强很 多。时代背景，又有一些技术条件，再加上我会做一些资料积累，我们就把书店慢慢做起来了。我 当时在北大开书店，我都觉得奇怪，因为北大大概有十几个书店，十几个书店都是有渊源，比如说 这个书店的老板是从那个书店出来的，那个又从那边跳槽，七七八八的关系，只有我是跟大家不一 样，看起来很年轻，无知无畏跑出来的。这是第一阶段的特价书。

从特价书到台湾书的第二阶段。为什么我选择做这个台湾的出版品，那个时候我大概开书店开了三年 多，在〇八、〇九年的时候，那我卖的是特价书，当时好的货源基本上就没了，出版社转制为企的 历史任务完成。当时卖书，主要是卖的价格差，我五块买了，我卖了八块，卖十块，就有利润。这 个价差是可以挣到的，后面的价差就越来越小。于是我就选择了台版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价差 的存在，主要是一个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那么在大陆信息都是对称的，大陆跟台湾信息就不对称了 。在〇八年的时候还有什么新情况呢？第一个马英九总统上台了，两岸关系开始缓和了，这是大的 时代背景。〇八年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非常快，就有好多人走出国外买东西，就可以不用太考虑 ，购买力增加。所以我也跟着出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当时文史相对比较好的学者很多跑到台湾去了，这些学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的学术成果体现出来，基本就是在台湾的九〇年代到二〇〇〇年的出版品。大陆因为有文革，相对的学术研究的力量没有那么强。从具体产品来讲，它也存在着大的思想性的历史背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物价，大陆从一九九〇年到二〇〇八年，大概二十多年翻了十倍，可能都不止，但台湾的物价水平二三十年，只翻了两三倍。你看在这么多有利的条件下，那我就去做了台版的一些书，通过厦门外图、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这样一些单位进口。那么我刚把这些东西引进过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啊，因为大陆的学术界好多都没见过这些书，或者说当时还是一个不太友好的状态下，大家见到这些书，都很新鲜，又增加了非常多的学术资料。在做的过程中，我就跟很多教授，学者，资料室的老师，建立了一些交往。这就是我做台湾书的一些思考，也有大的时代背景。

第三个我为什么要去做出版？第一阶段的这个就是信息差，随着检索技术的发达，平台的发达，基本就没了。第二个阶段呢，随着现在淘宝，京东，孔夫子网平台的出现，还有厦门外图等国有企业的介入，市场基本没有价差，这个比较低端的生意就没法做了。继续做什么呢？出版是什么呢？你可以获得时代的这个话语权，定价权，比如说我想编什么书，它定价应该是多少，多少折扣能够销售，自己就可以把握，就不存在我跟人家竞争，也不存在有价格差的问题。因为产品是我出的，我印的。所以我就去做了出版。那么做出版有什么有利条件呢？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八九年前，大概二〇一一年左右，当时浙江大学的中美百万网站，陆续开放了，数字资源也开始出现了。我做了前面两个阶段工作，我有教授的学术资源，图书馆的销售资源，我卖书的过程中，也看看书。

比如说我在书店卖书，那没生意的时候我干什么？我就翻翻书，看一下前言后记。还有别人买书，你肯定就知道作者，出版社，定价等基础信息。因此我对文史专业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就有这几个条件，我就去做了出版，跌跌撞撞到现在，大概也九年了。

第四，做出版，那在两三年前，我就决定单位从北京搬到了成都。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第一个北京要控制人口，那控制谁呢？北京本地人占了一半，他们绝对不会走。在北京的大学生，企事业单位，还有公务员他们肯定也不会走。那么会走的是什么呢？主要民营企业，或者过来务工的人，我不幸就在这里边。我就觉得各种成本会升高，那我就要转移，我转移到哪里？我也有几个选择，成都，南京，还是去我老家？所以大概五年多以前，我也做了一个思考，那我在做思考的时候，并不是说马上决定。我也要观察，那我就做《海坛文丛》，我的故乡叫平潭，古代叫海坛，就做这一个县的地方文献的编辑。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呢？当然考察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我当时觉得我做学术古籍，我的前辈单位里有二十个人，已经是这个行业里头最大的，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二十多个人，那我怎么办呢？我往前走一步就超过他们了，就超过我的前辈了，超过我的前辈也不太好，你要有什么东西真的能超过他，有核心的东西超过他，那才可以讲，我超过他。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还不适合超过他，那我就做一些公益来放缓我的节奏。同时我也思考我要往哪里去的问题？我觉得不管我去哪里，我要把《海坛文丛》做好，因为那里是个小岛，文化沙漠。我当时大概三十四岁左右，也算是盛年，也算能干点活，有些出版资源，我想为家乡做点贡献，所以我做了四十多本的《海坛文丛》，有摄影，古籍，谚语，史料汇编等。

我用业余时间做了大约快两年，做完了以后，我获得什么东西呢？我的思考就可以站在更高一点的层次，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已经把该做的事情全部做完了。第一个，我作为那边的人，我也对得起我的故乡。第二个我当时三十来岁，身体、体力包括思考、思想都还是很好的状态，刚好为家乡做一些贡献，做完了以后，那我觉得我就可以任性了。一个人，仰事俯育的这些基本职责尽到了，你有父母、小孩，你需要养，有生活的压力，这些大家都是要遇到的，那我们就面对，把它解决了就完了。从文化的角度，我给家乡增加那么多书，我已经把事情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在文化上的想法，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了，我也不会担心别人说，这个人有钱了就怎么样，跑到哪哪个地方去了。然后呢，我就在做的过程中，我也考虑去哪里？我就从一个行业的，大的角度去考虑，第一个，成都出版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其实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大陆的出版，只有这个出版社才能出版书，中国只有五百多家出版社，剩下的号称是出版公司的，它其实都是跟出版社合作的，这样一个结构。除了北京、上海这样大的出版中心以外，成都就是一个大概第三大的有出版资源的地方，比如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出版社，电子科大出版社，都是出版资源。第二个这里有很多历史上的出版人，比如刚才金老师说的他的老师舒大刚先生，他也编很多书，《儒藏》，《全宋文》，还有一些编书的志同道合的人，比如说金老师，李勇先老师，这样就有一些人，可以一起做这个事情的。同时这里的教育资源也比较丰富，会培养一些文科的硕士博士，我们单位也需要一些人才。还有一个更简单一点，就是这里的物价，房价，比北京要低很多。这里是个盆地，它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工作之余还是想去哪里遛遛。就基于这些原因，我从北京把大部队都迁过来，这是我们四个比较重要的阶段，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情况。

我这里主要是想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个，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去创新也好，去创业也好，特别是创新创业代表什么呢？你看到在悬崖上跳下的声音：啊~嘭，那个死掉的就是创业的那个。好多那样的，一万个你只看到一个，那剩下的，啊一声你没听到，嘭的那个，多了去了。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大概率都是啊~嘭，那么你怎么规避这个概率呢，你怎么减少损失，就需要去考虑。我们做东西，它既要有时代背景，又要有一些行业的规律。你要做什么，这个行业现在什么情况，这行业有没有大咖，大咖强不强？得考虑一下，你看一下。还有一个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包括金老师也做这个历史文献学的，就做了这一块，这一块的东西出来的人比较扎实。我当时，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原来经常干什么，我用一个excel表，当时经常有老乡会，同学会，七七八八的会，每个会议结束以后，会发个通讯录，通讯录一般用电子邮件发到你邮箱里面去，当时还有那个各种邮箱啊，什么新浪的、搜狐的、126。我就把所有的电子邮件的联系表，粘贴到我的大的excel表里面，文件名，联系方式，所有人的我都放进去。而且这个人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这个表从哪里来的？我大概备注一下。如果我要找一个人，我想不起叫什么名字，我只有大概印象，我可以检索，我自己可以查，查到了以后马上就联系上了。要有归集资料的能力，你把东西归集在一起，那需要的时候，一目了然。

你反正要做一个事情，刚才说了要尽量减少挂的概率，那么我们要从大的时代背景，要从个人的资料积累，以及这个行业的形势，我们综合分析，这样才能做出自己的决定。快毕业的时候，大四上学期，我也很迷茫，我也想干点事情，不知道干啥。就像玻璃瓶里的苍蝇一样，前途一片光明，不知道路在哪里。怎么办呢？我当时就去图书馆，就去看书，看《中国企业家》，当时的风光中国企业家好多都进监狱了，像黄光裕，科龙集团的总裁，海南航空的陈峰。学术，我也不懂，但是文史的兴趣，我有一些，企业我也没经营过，我也不懂。我就把三年的，就是经管的杂志，《中国企业家》还有《企业管理》，我一个月就把它看完了。图书馆只能看三年的。我刚刚开书店的时候，我也是迷茫。最早的是在北大医学部开书店，十几平米，没人来买书。我就想，我的青春就在这个十几平米里头，也是很迷茫的，那怎么办呢？反正书多，就迷茫个半小时，找本这个书看看，看书就会让自己稍微平静一下。可能也看一个月的书。大家遇到迷茫的时候，现在因为太方便了，你们都看手机，刷一刷心灵鸡汤，看看粉丝读书会，越看越迷茫。真正未来能给你们力量的，还是那些思想上的力量。

所以这也是书为什么会存在的价值，经典为什么会存在的价值。刚才金老师说，疫情期间我们原来大概有六十来个人，疫情期间我们又加了七八个人，我们现在大概七十多个人。疫情期间我为什么要加人？还有一个大家也搞不懂，大家看到我是一个书店的老板，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书店都死光了，你还在。纸质书和电子书，这是一个形式的差别，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里边所蕴含的价值。只是说电子书更方便，我发个云盘给你，我发QQ给你就完了。但是书你要把它写出来，你怎么写出来，第一个写出来了以后，你的劳动价值是怎么体现出来呢？比如稿费是十万块钱，怎么给你呢？你弄个电子版，那我一发，那你十万块钱你也拿不到，从作者角度来讲，他拿不到的，他可能只能变成纸质书，通过销售，才能实现作者的收益。你看现在电子这些的很快过时了，还有很多大家看到的功能，比如说打赏啦，还有什么砍一刀，后面就没了。那你的思想价值，那就没了，那太亏了。所以，它一定是要形成书，要形成书。第一个一定会有书的销售，第二个一定会有书的生产，就是出版。所以说这个价值是一直在的，这就是一个长期的价值，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价值，就值得你干这个事情。无非是疫情来了，疫情来了怎么办呢？我们受的影响是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分两部分，一部分出版，一部分就是销售，销售呢是因为疫情来了就没有生意做了，那么我们销售板块，我们专业来讲叫发行板块，受了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出版的板块，没有受影响，因为这个事情反正早晚都要干。我们是怎么干，现在大家坐在办公室一起干，原来有了我们的系统干，那现在就说怎么干，我们就把它分出去。比如说你是编辑，我把这个书的出版说明，这一部分东西交给你去写。如果你是这个修图排版的，我把文件整理好，在家排版一页多少钱，这样子安排也就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整体是没有影响的。疫情让很多人心慌了，然后很多公司就挂了，那就有很多人才，就流出来了。很多人才流出来，原来可能觉得你这个工作我看不上，工资我也看不上，公司我也看不上，他现在就觉得好像暂时也没有好的地方去，就可以先过来，那我们趁机再壮大一点。这里看到的我们应该是长期的一个事业，而不是说明天，明年，怎么样。长期了以后，很多东西价值掌握住了以后，你方向就把握住了，那就是一条路，就一直走。这个力量还有一个，我们做的出版，出版之间知识可以叠加的，这些都合在一起，就形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单位如何做得与众不同，比如说做出版，我们如何做的和其他人不同，我们这个行业如何和旅游和其他公司，其他板块做的与众不同，那么就是由于上面这些，我们才能与众不同，才能形成我们核心的竞争力。现在我们讲新时代，新文科。大家都不懂，新文科是干什么，新文科有什么用？你们也不需要懂，因为大家都不懂，没关系的。但是新理科，大家知道，你比如说什么叫新理科，最近不是华为被美国封杀，中兴被美国封杀，他们的芯片就被控制了，等于被人卡住脖子。照这样下去，华为可能过不久还要挂。所以任正非先生一直强调基础研究，理科的基础研究是什么？数学、物理学、脑神经，这些学科。中国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基础学科不行，基础学科不行，你在上面跑的程序、逻辑、运行的东西没有底，等于白跑，就不行了。现在基建，要建5G，建这些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东西都是要有基础的研究，所以大家说到理工这一块就很容易理解。那么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那当然是新文科，这些东西要建立，没有文科的精神理论，没有文科的文献支持，他们那个也建不起来，无法独善其身，一定是两个都要有的。新的时代了，文科也面临一些学科转型，那我们文科的基础资料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学术思想结晶，体现为学术出版，就是我们的出版工作。所以这也是我疫情期间，我能够坚定信心，因为我意识到我们同样也是在干一件伟大当然说不上了，至少是有价值的一件事情，而且一直长期在坚持这样一个事情。所以疫情期间，我们还增加了一些人，还一直要努力的原因。今天大概说说这些思考，我说了今天不仅和大家对话，我也和自己对话。

这个是我们做的PPT，南开大学这个中国社会史资料丛刊，有二三十套，然后还有现在跟中科院，我们要做历代典籍总目的数字人文项目，这是比较前沿的学科。这是我们单位两年前成立的一个编辑中心，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板块，技术能够实现什么呢？一张图它可能是歪的，可以自动把它调正，比如说你看到的书，它是有天头有地角的，我们的技术可以把这些都变没了，留最核心的中间的影像板块，我们还可以自动排版，还可以做一些字体等比较专业的程序。

我在做每个决策的时候，它都有很多的时代背景才能往前走，没有这个时代背景，你不考虑这个时代背景，你怎么走你是迷茫的。我们做这些呢，也有传统文化的思考，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疫情期间就是一个行有不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挣钱没钱，你想找人没人。行有不得，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反求诸己，我现在这个事情做不好，我应该怎么做，我未来该怎么做，那我现在啥我都做不了，我该怎么办？我该看书就看书，该想动脑筋就去动脑筋。要反求诸己，什么东西你能搞定，什么东西你能解决，我们自己去想办法。

还有：圣人后其身而身先。比如我们一起逃跑，后面有追兵啊，我跑在最后。那我肯定最早就能抓到，或者说让别人先走，我最后走，肯定也会有点吃亏。但是看起来是吃亏，就是因为你吃亏了，大家就记住你了，而且你说你吃亏了，有其他的机会会补上的。大家看到都是现在，都是平面，这个蛋糕就这么大，正常五五分，结果你分成六分，我只分四分，一般人肯定觉得怎么能这样子呢？说好的五五分的，怎么能是我只分十分之四。但是这个时候你跟他怨恨是没有必要的，应该说为什么他可以多占了我们这么多便宜呢？那我应该干什么？我应该把我自己能力提高，然后在下一个竞争的阶段，我们遇到更大的蛋糕，遇到更好的人。那我们才能不停的进步，而不是我去抱怨你怎么比我还多，怎么能这样，怎么这么不公平，所以这也是，我当年去读法学，我也抱着社会公平正义理想去的，后来发现法学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后面就跑了，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还有一个殊途同归，就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有些人比如说是通过搞学术，比如说金老师这样的，他就是从硕士、博士、教授，我是从这个大学毕业，然后去摆书摊，开书店，卖书，做出版，今天跟金老师有这样的对话和交流。我们也都是在学术的这个点上，只是不同方面，这个就是所谓的殊途同归。

风口浪尖，感受时代的脉搏，这个就像你们要创业，如果说你没有一点点时代感的话，那就歇着，洗洗睡吧。这肯定是没希望的。不是说我们总理说我们要创新创业，我们就创新创业。打个比喻，我们要攻克这个山口，山口在那，给你一把枪，你一个人上，那肯定挂呀，要打团体战，你要知道这个地理位置怎么样，风向怎么样，我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有好多的细节，也不是说我们要创业，我们就要创业，我怎么能跟人打工呢？我是怎么怎么样，那就上去第一个挂的就是你。

我一直觉得，规律性的东西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个总结，历史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家觉得我不懂历史，历史有什么用，其实历史才是明晰的，历史才是有用的，现实才是迷茫的，为什么现实都迷茫呢？你们在这里听我讲啥，有啥好讲的，你们该复习复习，该谈恋爱谈恋爱去吧，对吧？因为现实就需要什么呢？你要选择。马上要毕业了，要去考公务员，还是去继承我爸那个小书店呢，还是说要在高校里干什么什么呢？还是我要出国了，这个就是要选择，选择，怎么选择？刚才说时代也好，历史也好，你都需要拥有这些东西，你才能够构成你的选择。如果你这些东西比较薄弱，你现在的选择那很可能是错的。当然了你放弃选择，放弃思考无所谓啊，那你就是一个浮萍，你当然也可能很幸运，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够把握自己，那大部分时候都是颠沛流离，自己也不爽，最后自己莫名其妙一辈子过完了，然后拜拜。那么规律是什么呢？对我来讲啊，有几个比较有作用的规律。一个是二八定律，就是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二八定律的，20%的时间产生了80%的效益，80%的时间只产生20%的效益。然后再进一步推，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那个80%的时间就是等于基本是无用功了，没办法一定会有这个的存在。那么这里头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往能产生80%效益的那个部分去靠，这样才能事半功倍，我是四两拨千斤这样去动它啊，要不然就是笨功夫，要有这个概念。

再比如木桶效应，要完成这个东西，我可能需要时代的、行业的、思想的多种部分，里面又有细分的多个板块，共同构成了一个木桶，你就需要知道哪个是短板。小时候不喜欢语文，语文是你的短板，结果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就挂了，那这就不好了。木桶效应，就是说一个木桶由很多块板组成，它能盛水的量取决于最低那块木板的高度，为什么现在讲创新，讲融合，融合就是把它都合在一起，然后就形成一个木桶，要不然我还是一块板，一块板我啥都干不了。但是你现在不仅做一个木桶，你还要这个板都要长。

还有一个我有所受益的，就是指紧急重要。好多人都不会去问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做一个事情，你要用这两个维度去区分。如果说这个事情又紧急又重要，那就得马上办，如果说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那就稍微晚一点办。先办重要的事情，然后才是这个紧急不重要，然后又不紧急又不重要，因为时间也不够基本可以不办了。紧急又重要是什么呢？明天考古学系成立了，金老师明天一定要去开会，这个不用说了，他跑都跑不掉，这个紧急又重要是吧？那重要不紧急，比如说金老师说你过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我等了一年多，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也重要，但是不紧急啊。然后不紧急但很重要，比如我们刚堵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好不容易开到学校。我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去上厕所嘛，对吧？他不紧急也很重要。

然后我想分享一下企业的管理，当然这个也是每个人不一样，我认为我做的管理是春风化雨，有很多事情呢就是不要发生之前，润物细无声就把它解决了，看到苗头就把它干掉了。不要等到事情出来了，再去解决，就很笨了。

一个，我们做事要身教，比如说我们单位，大家也看到老板好像也不是天天跟傻瓜似的，就喝茶应酬，我也在干活，我也有我的学术思想，我有我的理想，我也有各种事情，我也在努力工作，我至少工作八个小时，所以大家看到我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会努力去工作，这个就是身教。

一个，逻辑一定要清楚。你看古希腊的教育，就两门课，一个是逻辑，一个是修辞。逻辑就是说话清楚，有条理。我是学法学出来的，是因为逻辑清楚，报法学的，有时候你交给别人一个事情，一二三，你要跟他说清楚，这样他才能把事情给干好。

一个，扁平化，就是我们沟通的时候，如果有很多层级的话，如果有部门经理，部门经理又有部门主管，又有业务员，要做多级沟通的话是很麻烦的。因为沟通经常跑偏，所以一般现在，我跟一线干活的直接沟通，我们要干一个什么事情，根据这本书编哪本书，我把书给他，要点一说，那就完了。

一个，就我们说抓住本质。很多问题，都是浮在表面上的，都是现象，现象的背后是什么，是本质的问题。本质就像我们做的文化事业，我自己觉得也很有价值。马一浮先生说：“国家的关键是在于文化，文化的根脉是在于学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比如说我们在路边，我们看到一棵树，大家只会想这个树开花了多漂亮，对吧？你看到的是花，其实如果没有绿叶，它也是开不出这个更大更香的花，绿叶叶子是有组织的，那里面是有枝干，枝干的营养都在根上，根握住土壤，抓得紧，水分吸收的多，那么自然就根深叶茂。所以培本固原，学校教育和文化教育，包括我所坚持的东西，文史学术这一块，我就觉得我做的是根，做的是这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也有这个自信，我还能活到现在。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方法，比如说我在编书的时候，我在管理书的时候，比如有一万本书，你要把它管理一下，你要迅速找到它，很难找的，在书店里基本找不到的。我用编号齐书的方式是去管理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个书我都给它一个号，给它一个号，这个书相当于有一个身份证，同时这个号又是它的顺序号。我要找十一号，那十一号就是找到坐在十一位置上的那个人，一下子就找到了。为什么我用这种方式呢？因为我看一本书是《编户齐民》，古代社会的管理就是用编户，就相当于户口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历代都用这种方式管理土地和人民的。我觉得管理国家都行，管理我这个破公司、这个小书店，那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方式。

我们很多问题的解决要面向未来，就像刚才说的蛋糕你分六我分四这个问题，就是你要面向未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就不会纠结这些破事了。还有一个你要看最好的同行，刚才说了我当年只有二十多个人，我其实日子可以过得很潇洒的，那我当时还选择了继续往前走，因为我看到我的同行、我的前辈，他这二十个人就是最大的，就到头了，所以我到二十个人的时候，我要停下来思考，因为我也已经最大了，我已经至少理论上超过我的前辈了，所以我要停下来思考。如果我的前辈是有一百个人，那我不用想了，我二十个人还想啥呀？继续往前走，所以你要看你，如果做这个行业，那现在最好的同行，一定是你未来最好的样子，那么他的样子是不是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呢？这个问题你自己就要想一想。

我们要做好知识的基础的整理工作，我们不停的积累东西，人家会觉得，哎呀你好聪明，或者说你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其实就是你自己积累多了，你调用文献的能力强，已经非常快的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你的效率马上就高了。另外刚才说了基础的工作，还有一个，一个团队在一起就要配合，配合呢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身先士卒要往前冲，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你要有通的眼光，大的格局和视野，你要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串珍珠啊，这个很漂亮，你就当那个绳，你就当那根绳就好了，绳子把珍珠串起来，别人都是最闪亮的那颗星，你就是把最闪亮的星星绑在一起的那个绳，这样子才能成为团体。

然后就是明确的指令，就是逻辑清楚之后，你看现在合伙的生意，夫妻店的生意要么就做不大，要么一下就倒了，因为他不够明确啊，我要这么干，我老婆要那样干，对吧？我要这么干，我合伙人说这个会亏本，那干个毛线，那就很多事情都不能干，大家就这样子蹉跎过去了。所以要明确，包括公司，有人问，你在公司是什么职务？我说，在公司没有职务，就是说了算，其他都不是。然后，我们大肚能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我有这个习惯，我有这个顾虑，都很正常，在学术上也有同情之理解。你要研究古代的人，我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就说哎呀他怎么这么傻，你要想当时的条件是什么，如果是在他当时的境遇下，你会怎么选择？那你就有同情理解了，这样的一个角度让你更好的能够理解你的研究对象。同样我们的管理也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好人，我今天过来，我看到大家这么朝气蓬勃，我也想起我的当年，当年也很迷茫，也还是怀揣着希望，所以这个时候遇到年轻人有一些他不太好的地方，或者说他不太理想的地方，我们需要相对宽容的态度。

然后我说最后一个，要用历史的智慧才能走出现实的迷茫。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许倬云先生，许倬云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小时候就残疾了，残疾了他怎么办？他应该是一九三〇年左右出生的人，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抗战的时候流离失所，逃亡，他很惨，他是残疾人，别人是架着他走，他都想马上去死。你看大家都忙着逃难，能跑的都跑不过来了，大家还带着你这个废物，所以呢他就一直说中国不会亡，为什么不会亡？因为这么多人还在带着他。他自己知道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大家都可以出去玩，可以去操场跑步啊，但他残疾人他只能在家里，他没有自暴自弃，他就是读书学习，他就成为现在著名的历史学家。第二个是叶嘉莹先生，今天刚好是《掬水月在手》这个纪录片电影的首映，讲的就是叶嘉莹先生。

叶先生她的人生觉悟是什么呢？就是说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所以你的现实遇到的东西，肯定非你所愿，不是说你一到这个世界就含着金钥匙出来，不是说你做事情就春风得意马蹄轻，没有这种好事，都是很惨的，叶先生当年也很惨。她说她结婚也不是她想的，去台湾也不是她想的，到加拿大去不了美国，她只能在加拿大。英语不好，努力学英语，她也是境遇都不太理想。所以你经历不太理想，你怎么办？你要跳楼吗，你要自己堕落吗？不应该的。她认识到，自己生命是有限的，她意识到，她在文化事业上能干点什么事情，所以就是无生的觉悟。这个生命是短暂的，这个环境可能也不是很好，做有生的事业，我能做多少，我努力的把它去做了。当她做出来的东西大家看到了，包括大家现在看到九十六岁的叶先生是一位穿裙子的士，她一直在讲吟诵，在做乐观的事情。现在讲寒门难出贵子，我觉得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个人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把你的事情给做好。没有负担的时候，你就不想那么多，你失去荣耀的时候，那你其实就会更加坚定，你就踏踏实实做好你的事情嘛，你本来就这么寂寂无名，你还怕什么呢？你还有啥好担心的是吧？所以很多我们的历史，包括我是哪个学校的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成为负担，而应该成为我们的优势。那我们的这个生活呢，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可能你会觉得很艰难，那么你要觉得这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一定是有这种时代的眼光，有历史的智慧，还有我们坚定的信心，这样才能把自己过好，谢谢大家。